八军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雷平，原题：与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开创
抗日战争初期，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和主要战略支点，山西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国共两军团结抗战的局面，成为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的特殊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对于中国领导的华北以及全国其他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人民抗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开创，与的谋划、决策、指导是分不开的。
一、决策“经营山西”战略
明确提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一战略预期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9月。事实上，随着八军在山西的逐步战略展开，和八军此间与山西阎锡山在抗日问题上多方面日渐密切的合作，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在忻口战役中的协调配合作战，这一预期很快就成为了现实。而以为核心的对此战略布局的谋划则早在1936年2月红军东征前后就已开始了。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由于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包括、察哈尔、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
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面对寇深祸亟的华北形势和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内战不已的局面，中国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才能民族危亡、遏制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的策略方针。1935年12月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1936年党的军事战略总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为贯彻这一方针，“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在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首先开辟一块具有五县以上规模的新的根据地。（参见《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4、419页。）
山西地理重要，历来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冲，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经济建设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较快。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仅能够使红军得到急需的物力、财力、兵力和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的补充，而且将使党和红军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西抵黄河可屏障陕北，东出冀鲁、南下豫皖鄂，可俯控整个华北、中原，有利于开辟更广阔的抗日战场。
早在瓦窑堡会议之前，和军内领导层就曾在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个重大问题上有过较大争论。面对、军内的不同意见，明确强调根据地要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采取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力主苏区发展与红军行动最有利、最可行的方向是首先东出山西，开创与陕北相连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奠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基础，然后再伺机北上绥远，东进，打通与国际的联系和对日直接作战的线。正是由于把握全局、的分析和，才有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红军东征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役行动。